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以50万军队的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被迫放弃苏区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中，红军冲破了敌人于湘江东岸围歼的企图，却付出了惨重代价，由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在这生死危急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向蒋介石意料不到、而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省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军情紧急，两种意见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进入贵州的决定。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贵州，使蒋介石以重兵在湘西“张网”、企图“围歼”红军的部署落空。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红军入贵州后挺进黔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周恩来等与会多数同志的同意，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继续西进，边走边打，连克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不断突破了贵州地方军阀的防线。12月31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率领下，首先由瓮安县进入贵阳市开阳县。准备渡过开阳县境北端的乌江，往黔北挺进。
一、红军进入贵阳各县
流经开阳县境的清水江是乌江的支流，其下游的乐旺河渡口，是红军渡乌江必先抢渡的河流天险。乐旺河渡口水面宽阔，流急滩险，水中巨石时隐时现，两岸树林茂密。蒋介石虽然料想不到红军会进入贵州，但当他得知情报后，立即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加强布置兵力全力“防堵”红军，以配合中央军的“追剿”。此时，在乐旺河渡口把守的是侯之担师李成章旅钟立刚团(编号11团)的一个营，还有开阳县地方武装协防。敌军沿河修筑碉堡工事，并将居住岸边的乡民渡船强行用石头压沉水底，破坏所有渡江工具，阻止红军渡江。红军进开阳县东北的花梨乡，担任先头部队的4师12团7连指战员当夜冒着冻雨寒风，在当地老乡的向导下，赶了20多里路，悄悄地来到乐旺河渡口。在船工李洪顺的帮助下，捞上沉船。于1935年1月1日拂晓，趁着天未亮雨雾蒙笼之际，红军七连100多人全部渡过河。天亮时，黔军才发现已过河的红军。此时，红军12团已到对岸，在红军机枪火力的压制下，已渡河的指战员猛打猛冲，黔军在慌乱之间溃败，溃散的敌人向县城方向逃跑。7连攻下了敌军阵地，前后半个小时解决了这场发生在乐旺河边莲花山上的战斗，控制了清水江下游的乐旺河渡口，为红军大部队渡河提供了保障。
为了争取抢渡时间，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红军在河上架起了浮桥，为大部队渡河做准备。1月2日，红三军团分乐旺河、龙坡渡、水口渡，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渡，全部渡过了清水江，击退敌人的阻截，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分别到达乌江的桃子台渡口、茶山关渡口、楠木渡渡口。
茶山关守敌刘翰吾部，半月前已将茶山关渡船拖到北岸，沉入水中；并修筑碉堡，准备凭险踞守，以阻红军。但当2至3日两天，红一军团在瓮安县的回龙场、江界河、孙家渡已突破乌江防线的消息传来时，刘翰吾深恐被“包抄”，即刻率军逃向遵义。茶山关等渡口防线敌人闻风而逃，不攻自破。红军先后在桃子台渡口、茶山关渡口、楠木渡渡口，搭好浮桥，至6日，红三军团全部由桃子台、茶山关、楠木渡三个渡口渡过乌江天险。三军团随即按军委要求，以一部阻断贵阳通往遵义的交通要道，另一部扼守乌江北岸；其余继续北上。
就在红三军团经过开阳县境打响乐旺河战斗、红一军团突破乌江时，中共中央于1月1日在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肯定了黎平会议制定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还特别明确的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即是说红军的军事行动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以中央决定的方式，把军事指挥权从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及其规律而又独断专行的“洋教头”李德的手中转移到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集体领导手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红军突破乌江后，北抵遵义，7日凌晨，红一军团先头部队2师6团前卫营指战员化装成黔军，诈开城门，智取遵义成功。红军于9日第一次攻占娄山关，并占桐梓一带，与乌江一线的红军共同组成南北保卫遵义的屏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段时期相对安全的保障。作为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面对红军不断突破贵州地方军阀的防线、向黔北疾进的形势，他没有急令中央军全力地火速“追击”红军，而是令中央军乘“追剿”红军之机，火速占领贵州省的中心地区贵阳等地，为改组贵州地方军阀，实行国民党中央统治，施行控制贵州、剿灭红军的“一箭双雕”之计。在客观上“造成”使红军可以利用的一个短暂时间。